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強化宏觀政策民生導向，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投資于人”的首次提出，讓人眼前一亮，其實質是將資金資源轉化為人的發展機會和生活質量提升，既包括直接的民生支出，也涵蓋通過經濟政策創造更公平的發展環境，進而形成更高質量的全生命周期投資。以“投資于人”為政策導向，看待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經濟現象，就是要充分看到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背后的需求結構轉變對整個經濟結構的重塑作用。進入老齡社會，伴隨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產能和供給相對過剩，物質生活需求剛性下降，精神文化需求剛性不斷提升；生產性服務經濟需求逐步下降，生活性服務日益成為主導需求。一旦社會需求從年輕型和成年型社會形態轉變為老齡型社會形態，必將會引發現有經濟形態的系統性變革，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運行以及微觀家庭和個人生活新特征兩個方面。

從宏觀經濟格局上看，老齡社會新形態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正成為解釋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影響貿易模式轉型的新維度。由于勞動者同時具備年齡升值型和貶值型兩種不同的年齡依賴型技能，人口老齡化趨勢通過改變勞動力的年齡結構，進而影響兩種年齡依賴型技能的相對供給，由此改變所有部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最終推動貿易結構和出口比較優勢發生演變。既往研究表明，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比較優勢將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加速減弱，產業結構逐漸向密集使用年齡升值型技能要素行業轉變。發揮人口老齡化的正向外部性可成為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貿易結構調整的有利契機。除產業結構變革外，技術結構亦將在老齡社會新形態下作出相應調整。這尤其體現在自動化技術的迭代升級方面，即人口老齡化態勢的加速發展是實現工業自動化的強大驅動力，自動化水平較高的行業正在經歷一場生產率高速增長和勞動力份額急速下降的巨大變革。

與此同時，形成基于個體全生命周期的連續性產業架構，以及將家庭要素嵌入到“為老”和“備老”服務的經濟視野之中，正成為構建中國理想老齡社會的微觀經濟轉向。面對長壽時代個體向老而生的全生命質量訴求，以及由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可能引發的代際利益矛盾，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產業結構更加強調覆蓋從生命孕育到身后安排等一系列經濟事件的準備性、持續性和善終性，資源配置更加關注經濟主體代際均衡的安全性、和諧性和可持續性。基于此，在重塑老齡社會經濟形態的公共政策設計中，家庭要素的價值優先權將凸顯出來。長期以來，我國養老服務政策的供給端呈現出“突擊性”和“應急性”特征，使得為老服務的經濟視野聚焦于漫長老年期和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等“顯性要素”，卻忽視了對家庭產生影響的“隱性要素”的考量。然而，圍繞家庭成員生命事件展開的家庭經濟是所有經濟的基礎，家庭成員之間的常態化互動及其對于社會交往和情感體驗等需求起到的補充與銜接作用，始終在向各年齡段人群提供社會支持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為老”和“備老”服務涉及的經濟范圍遠遠大于應對衰老或者進入老年期后才發生的經濟行為。如何從實現社會保障和家庭保障的良性互動中挖掘潛在經濟需求，將成為構建未來老齡社會新經濟供給鏈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基于老齡社會新形態下宏微觀經濟格局發生的歷史性轉向，“投資于人”必將成為保持老齡社會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政策導向。從宏觀層面，表現為以產業政策引領銀發經濟的技術創新方向，確保產業發展符合老齡社會新形態的當下現實需求及未來潛在需求。從微觀層面，體現為在產業政策中融入更多社會政策元素，確保銀發經濟發展中生產率的提高結果同步地惠及老年人、涉老人群及其家庭。從這個意義上講，投資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民生屬性，既能實現從供需兩側拓展經濟循環鏈條，亦能夠增進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全體人民福祉。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老齡文明智庫特約研究員）